所谓开放系统，包含两方面意义：一是向现实开放，即开放自己以迎接现实的考验，找到与现实的结合点，在现实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结构与内容，形成适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。

但在儒家看来，作为本体的人与作为现象的人是能够统一的，而且是必须统一的。但是牟先生把他的道德形上学建立在无限智心、知体明觉之上，是否解决了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呢？看来这同样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。

境界很高的人，并不是进入另一个世界，他也是平常人，做平常事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，虽是平常事，却具有不平常的意义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有不平常的作用，而且是能够看得见的。中国的儒家都以复性为其目的，所谓复性就是实现天人合一即性天通（薛瑄语）的境界，这里确实需要直觉，但是如果没有情感，这种境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儒圣之学所要实现的境界，决不是赤裸裸的绝对命令、道德法则。牟宗三先生把绝对命令变成本心的定然命令，而与自由意志合一，似乎是突出了心灵的主观原则，但本心归根到底仍然是超绝的绝对的理性实体，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改变。[19] 康德：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，第108页。在这一点上，它同康德哲学也有重要区别。

冯友兰先生解释天地境界中人，所作所为同平常人一样，或同道德境界中人一样[9]，如果这样，他的境界就体现不出来，所谓超道德的意义也体现不出来。牟宗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提出人而神的命题，他也想在心灵中解决宗教问题，但由于他承认神或神性既是道德实体，又是宇宙实体，因此不得不走向神学之途。如果离心而言理，所谓理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。

因此，要说明仁的境界，还必须回到人的哲学中来，必须回到心灵哲学中来。朱熹认为，诚是真实无妄之理，它不是空和无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理。因此，要讨论朱熹的心灵哲学，应当从其他方面入手许多人认为，中国没有宗教，其实这就是一种宗教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儒家宗教。

这种变化将伴随着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与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增长。事实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坏的，也并不都是好的，而是整体性的，所谓好与坏并不是那么分明的。

历史事实已经证明，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得到发展，必须形成一个开放系统，而不是封闭系统。五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和现实需要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结果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。自我封闭的心态看起来是维护传统文化，实际上是把自己禁锢在传统里。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出现，他们在发展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文化本位主义的影响。

问题在于，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，而且是一种宗教，其主要标志就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这一传宗接代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追求。其结果虽然产生了启蒙作用，但仍然没有成功。二、关于开放意识 如果说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。我认为，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，是中国人的最高的精神追求，其中包含着某种宗教精神，这也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其实，竞争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。在竞争的条件下生活，如果不参与竞争，就会感到一种生存危机。

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，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消灭的，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，它就会找到存在和发展的空间，犹如活水，流而不断。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里，民族文化是不是具有时代性，这是很难说的。

这里需要把真理和价值、事实和应当结合起来，统一起来，既有科学分析，又有价值选择。在中国古代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、相互融合的例子是很多的，不必细说。文化本身一方面不断处在客观化的过程中，另方面它又是主体的不断创造，这种主客观的相互转化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。在传统观念里，人的生命如果能够一代代地传下去，就可以永恒不死，虽然个体的生命结束了，但种族的生命却延续下来了，个体不过是种族生命中的一环（据我所知，台湾和日本已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）。对于这一深层的传统观念，应该进行认真反思，它与建设现代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历史意识还有另一重含义，即传统文化是可以流传的。

公开讲利，特别是讲个人利益，比起不能公开讲利，是一个历史的进步，也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突破，并不是什么没落与沦丧。全盘否定、彻底打倒与其说是批判，不如说是狂热的激情。

或者认为传统已足，不必吸收。这当然不是说，必须打碎一切旧传统，才能创造出新传统，事实上，在文化转型期，历史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，已经被成功地保留下来了。

由于传统已存留于人们的深层意识中，变成我们存在的历史前提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历史地存在于传统之中，而不是在传统之外。传统中有没有永恒的东西，我不敢说。

这也许只是一个理想，但是有了这个理想和愿望，就能够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方面有所前进。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下面还要谈到。另方面要发扬传统道德中的理性精神（这是同工具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理性），二者并非绝对对立、不可相容。

要走向世界，就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，并且吸收别人的长处，这样才能有通约性、可接受性。现在就这几点作一些说明。

它只说明，历史是在时间中发展的，任何历史传统都不是凝固不变的，而是在时间中形成和流变的，因而具有某种相对性（但不是历史相对主义）。这里涉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。

随意贬斥传统文化是很容易的，但也是很轻率的，而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其结果往往是传统没有被否定和打倒，反而潜藏在社会意识的最深层，以变型的方式出现，并且产生负效应。使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相辅相成，同时并进，以完成更健全更完美的主体，这是历史的责任，也是时代的要求。

这既有地域空间的问题，又有时间跨度的问题，还有语言文字和信息交流的问题，当然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化本身的结构模式问题。三、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，是指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审视，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解释和评价，从而更好地发扬优秀传统，决不是全盘否定与打倒。开放应该是全面的或全方位的，在科学技术领域，引进先进技术加以消化与创新，是开放。坚持历史意识，不仅要承认传统文化中有超越性的一面，而且要使它同现实结合起来真正走进现代社会。

当代新儒家中有一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，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未必合适。二是以传统道德为本体，在不动摇传统文化基本结构的前提下，吸收一些外来文化，即所谓中体西用。

东方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各个国家和民族，也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比如，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个体意识与竞争意识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。

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进行理性分析。历史意识并不意味着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也不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总是进步的或乐观的，更不意味着历史是绝对观念在时间中的展开。